孟子正義論
對此，司馬光說：“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資治通鑒·周紀二》[13])司馬光的意思是：孟子倡言“義利之辨”乃是針對特定之人而言，如魏君、宋牼等;推而廣之，則是針對程子所說的當時所有“唯利是求”之人。
何謂“以義為利”?這就需要對“利”進行兩個方面的分析：
其一、凡所謂“利”，實際上有兩種指謂：利己、或私利;利人、或公利。孟子儒家不僅不反、而且竭力倡導公利，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儒家也并非一概反對私利。孟子曾舉了兩個極端的例子：
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zhí)中。執(zhí)中為近之;執(zhí)中無權，猶執(zhí)一也。所惡執(zhí)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上》)
楊子是極端的私利，墨子是極端的公利;然而兩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將公利與私利截然地對立起來。孟子反對這種截然絕對的觀點，因此，既反對楊朱式的極端私利，也反對墨翟式的極端公利，而是傾向于子莫(人名)式的“執(zhí)中”，并且主張不僅執(zhí)“中”為“經(jīng)”，而且尤須有“權”(權變)。這個問題，與孟子所主張的儒家的愛的差等性密切相關。(詳見下節(jié))
其二、凡由損人而利己，則是不義之利;凡由利人而利己，則是正義之利。這就正如孔子所說：“富而可求也，雖執(zhí)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
這里更根本的問題是：假如沒有“利”的問題，也就沒有“義”的問題。這是因為：正義問題的提出，恰恰是為了解決利益沖突問題的。利欲必然導致利益沖突，制度規(guī)范的建立正是為了解決利益沖突問題;而為了建立制度規(guī)范，這才需要提出正義原則來作為價值尺度。
四、正義與仁愛
孟子之所以并不反對利欲，其實是因為：按儒家思想的邏輯、同時也是生活的實情，是必然要談、而不可能不談利欲的;具體來說，仁愛必定導向利欲。我們愛一個人，自然便欲利這個人：愛親便欲利親，愛人便欲利人。然而人們往往不明白這一點，而誤以為儒家以義非利。在這個問題上，荀子是最明確的，那就是他的“愛利”(愛而利之)思想，意即：愛己必欲利己，愛人必欲利人。(《荀子·強國》)其實，孟子也同樣有這樣的觀念，例如他說：舜對他的弟弟象，“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萬章上》)愛而欲其富貴，就是愛而利之。只是鑒于當時“天下之人唯利是求”的情勢，孟子才僅以“義”為名、而不以“利”為號，從而提出“義利之辨”。
要弄清這個問題，首先須澄清儒家的“仁愛”觀念。儒家的仁愛同時包含著兩個不可或缺的方面：一方面是差等之愛;一方面是一體之仁。假如只有一體之仁的一面，則與墨家“兼愛”無異。假如只有差等之愛的一面，則無法解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公孫丑上》)這樣的情境，因為孺子與我非親非故;甚至必然導向楊朱那樣的極端利己主義，因為差等之愛表現(xiàn)為一種“外推”，這邏輯地蘊涵著“反推”，其起點必定是自我的自愛、愛己。
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來仔細分析一下。孟子關于差等之愛的論述，最經(jīng)典的是如下一段：
君子之于物也，愛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盡心上》)
這里存在著這樣一種外推的等級：愛親→愛民→愛物。但事實上這里存在著一個最初的環(huán)節(jié)，就是愛己、或者說是自愛：愛己→愛親→愛民→愛物。必須指出：儒家、包括孟子是有自愛或者愛己的觀念的。在這個問題上，荀子有最明確的論說：“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釉唬骸芍^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釉唬骸芍^明君子矣!’”(《荀子·子道》)其實，孔、孟亦然?？鬃铀f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欲立”、“己欲達”正是自愛的表現(xiàn)。孟子反對“自暴自棄”也是自愛的表現(xiàn)，他說：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孟子·離婁上》)
這個“愛己→愛親→愛民→愛物”的差等序列，自然而然就會導向“利己→利親→利民→利物”的差等序列。這是因為：仁愛自然導向利欲。我們愛物，就會利物;愛人，就會利人;愛親，就會利親;愛己，就會利己。這也就是荀子明確表述的“愛利”(愛而利之)觀念。
所謂“愛人”“利人”與“愛己”“利己”其實是相對而言的：對于物來說，愛民也是一種私利;對于民來說，愛親也是一種私利;對于親來說，愛己也是一種私利。反之，對于己來說，利親就是一種公利;對于親來說，利民就是一種公利;對于民來說，利物就是一種公利。這就是仁愛中的差等之愛的實情。
正義原則所要求的，其實也就是在“愛己→愛親→愛民→愛物”、“利己→利親→利民→利物”這種差等序列上的推擴，這正是仁愛中的一體之仁的體現(xiàn)。一體之仁本質上乃是對差等之愛的超越;這種超越之所以可能，是因為生活存在的本源情境就是如此，在這種本源情境中，我們原本并無差等，無“我”、無“物”。[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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