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 《正義論》以來的正義理論

諾奇克主張權利是首要的正義;國家除了擔當“守夜人”、“最弱國家”，維持基本的市場和社會秩序之外，不得動用國家權力參與具體經(jīng)濟社會事務，插手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羅爾斯所主張的國家參與再分配的社會經(jīng)濟平等的主張，在諾奇克看來，是對個人自由權利的侵犯和干涉，是明顯的不正義。

來自社群主義的批評者主要包括麥金太爾、桑德爾、沃爾澤等人。麥金太爾通過對正義與實踐合理性的歷史考察，試圖證明存在著多種正義而不是一種正義，同時，沒有普遍適用于一切時代的正義觀念。羅爾斯所代表的當代自由主義的正義理論也是歷史性的，其所宣稱的普遍主義立場是站不住腳的。(《誰之正義，何種合理性?》)

沃爾澤從分配的角度對正義進行了研究，提出了“多元正義”“復合平等”的概念。(《正義諸領域：為多元主義與平等一辯》)沃爾澤指出，正義存在于社會物品(社會善)的分配之中，不同的社會物品應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則。他總結了三種不同的分配原則，即市場交換、需要與應得。不同的社會物品應遵循不同的分配原則，此即多元正義、復合平等。

社群主義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桑德爾，則從道德主體、分配原則、社會契約等角度展開論述，分析了以羅爾斯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義”學說的偏頗，并據(jù)此提出了“正義內(nèi)在于善”的思想。(《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在桑德爾看來，正義不可能是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正義是內(nèi)在于善的。但是有些論者認為，桑德爾對于羅爾斯的理論存在誤讀，在“權利優(yōu)先于善”和“權力獨立于善”之間預設了論辯的“稻草人”。

三、“正義論”持續(xù)的影響

盡管面對著來自各種陣營的質(zhì)疑和挑戰(zhàn)，羅爾斯的《正義論》的影響仍然極其深遠?！墩x論》出版二十年后，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所謂“第一波”和“第二波”的羅爾斯派學者。第一波包括丹尼爾斯、尼爾森和波吉等人;第二波包括歐金、哈南、

沃爾澤以及羅蒂等人。

當代一些最重要的理論家，仍然在與羅爾斯的理論對話。印度籍經(jīng)濟學諾獎得主阿馬蒂亞·森2009年出版的《正義的理念》一書仍然題獻給羅爾斯，盡管其理論則是與羅爾斯截然不同的“比較論”路徑。(《正義的理念》)

森采取的“比較論”路徑源自斯密、孔多塞、馬克思、穆勒等人的傳統(tǒng)，并在社會選擇理論中得到了發(fā)展。森認為，通過“比較論”方法，可以識別非正義，并比較相對的正義，而不必汲汲于追求絕對的正義共識。同時，森認為正義理論還應該超越民族國家的范圍，擴展至“全球正義”領域，致力于討論推進世界上的正義，消除非正義。森的這一觀點，與試圖將羅爾斯的“正義論”(尤其是后期羅爾斯的《萬民法》所體現(xiàn)的旨向)擴展至國際正義領域的努力互相呼應。

四、政治的正義性

羅爾斯的理論經(jīng)歷了長期的質(zhì)詢考辨，后期羅爾斯也因為回應批評，不斷進行理論的修正、發(fā)展。正如德國學者郝費所說，早期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的部分普遍主義傾向的論證有“敷衍了事”之嫌。但郝費對于羅爾斯恢復了正義主題在道德哲學尤其是政治哲學中的中心地位，予以高度評價。(《政治的正義性——法和國家的批判哲學之基礎》)

郝費在《政治的正義性》中亦開宗明義地指出，政治中首要的道德原則應該是正義。法與國家倫理學所從事的道德評價，并不是外在于、強加于法與國家制度，而是法與國家制度所固有的，因為人們總是會問：“現(xiàn)存制度是否是好的，是否是正確的”。要回答這個追問，人們需要一種超越現(xiàn)存政治制度之上的道德上的保證，此即正義——國家的統(tǒng)治必須是道德的;法與國家倫理學的主導思想必須是正義。

郝費在《政治的正義性》中對于“政治正義”“政治倫理”的追問與強調(diào)，可以看做是對羅爾斯的遙遙致敬。

（來源：新京報）

[1]   [2]